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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信息资源共享与现有版权保护的问题探析
发布时间:2017-08-10 点击: 发布:
我国信息资源共享与现有版权保护的问题探析
           
Analysis On the Ques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of Our Country and the Existing Copyright Protection
 
摘要:如何协调版权保护与信息资源共享之间的关系,做到既充分实现资源共享,又切实保护版权,是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自从有了数字信息网络以后, 版权保护的难度加大。美国立法与司法部门已在原有法律制度的基础上, 对版权保护制度进行了调整与修补。我国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网络版权保护尚没有形成体系,立缺乏法前瞻性、技巧性,具体规定仍存在不合理之处,部分内容不能与国际接轨,版权集体管理制度滞后,版权技术保护措施与合理使用有冲突,立法过分偏向于版权人的利益等。
关键词:信息资源;共享;版权保护;问题;探析
   
作者简介:刘祥国,男,湖南涟原人,1966年12月生,贵州财经学院副研究员,湘潭大学法律硕士,主要从事法律研究。
  此论文为湖南省社会科学规划办课题“信息资源共享与版权保护的法经济学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编号为07YBB176.
 
 自从有了数字信息网络以后, 版权保护的难度加大。如何做到既保护和促进信息技术的发展, 又在版权拥有者与通过网络传递和使用者之间达成利益的平衡, 进而实现双赢, 从而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 这是一个十分严肃而重大的现实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 美国立法与司法部门已在原有法律制度的基础上, 对版权保护制度进行了调整与修补。我国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说,网络版权保护尚没有形成体系,立缺乏法前瞻性、技巧性,具体规定仍存在不合理之处,部分内容不能与国际接轨,版权集体管理制度滞后,版权技术保护措施与合理使用有冲突,立法过分偏向于版权人的利益等。
 
1、网络版权保护尚没有形成体系
对于任何一个已经形成巨大产业的对象来说,法律都应该给予体系化的调整,从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网络版权既是一种法律现象,也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产业现象。关于网络版权的民事法律调整,我国只是形成了基本的(也可以说是“初步的”)保护制度,还相对缺乏体系化。突出表现在我国著作权对于网络版权保护只是在个别条文上有所体现,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亦显得不很完备。相对于行政保护和刑事保护而言,民事保护对于权利人避免和救护侵害之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将以国务院行政法规形式制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有望对此加以补充,但从日前国家版权局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草案)来看,其主要内容更多是有关网络版权的合理使用与限制以及网络服务商的责任限制,而关于网络版权保护的问题涉及较少。
 
2、立法前瞻性、技巧性有待加强
目前,我国涉及网络版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数量不少,但往往表现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前瞻性。如复制权是著作权的各项权利中一项基本的权利。我国著作权法关于复制权的规定,仍然没有摆脱旧著作权法的束缚,将“复制权”的含义局限于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非数字化的方式。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固定作品的方式增添了新的手段,网络上的复制行为也需要纳入著作权法的调整范围,因此,“复制权”还应包括“以数字化的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等等。
 
3、具体规定仍存在不合理之处
就行政立法而言,主要体现在新制定的规范网络版权行政救济的《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诸多不足上:首先,适用范围存在不合理性,仅仅局限于对网络作品的内容不进行任何编辑、修改或选择的行为;其次,部分具体制度内容不够合理,如通知和反通知制度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再次,《办法》的层级和效力偏低,保护力度不够。最后,《办法》对于网络版权保护来说,更多地表现为过渡作用。而我国关于网络版权保护的刑事规定也存在着不足之处:我国著作权法第4 7条规定,对于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技术保护措施权利和权利管理信息权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我国刑法中并没有与此相对应的罪名,按照罪名法定原则,对于侵犯网络版权很难从刑罚的角度给予救济。为解决这一现实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4年12月8日公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行为,应当视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复制发行’。”于2005年10月13日公布的《关于办理侵犯著作权刑事案件中涉及录音录像制品有关问题的批复》规定:“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的行为,应当视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复制发行’。”虽然通过这种扩大性的司法解释将非法网络传播作品纳入刑法的规定当中,但对于破坏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情况仍然没有衔接起来。从现实和长远来看,我国刑法应该参照著作权法的规定作出相应的调整,使网络版权的刑法保护制度与民事、行政保护制度一并建立起来。当然,在确立罪名和刑事责任范围时应该从我国国情出发,不宜制定过高的刑罚标准。
 
4、部分内容不能与国际接轨,存在着“超国民待遇现象”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合理使用的情形。作品的合理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同意,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
但网站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范围的,应当认定为侵权。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关于网络转载行为的规定、还有著作权法第22条第9项(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和第11项(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汉族文字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在国内出版发行)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是与我国加入的伯尔尼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即“Trips”)相抵触的。按照我国民商事立法所确立的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原则,在适用国际条约和国内法相互冲突的情况下,国际条约的规定优先。这样,就实际造成了在上述情况下,对于中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版权保护水平低于外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保护水平,在版权保护领域形成了少见的“超国民待遇现象”,这也是我国今后完善著作权立法、实现与世界知识产权保护全面接轨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1]
 
5、网络环境下精神权利的困惑
即使在网络技术产生之前,就已经有人对精神权利进行了质疑——“精神权利的每一步行使都会造成对他人信息传播的限制。[2]在网络环境下,精神权利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首先,“精神权利的存在使得版权成为一种机能不良的经济财富。[3]版权作品的价值在于大范围的传播和使用,精神权利的存在对版权作品经济价值的实现产生了很大的抑制作用,因为,“即使被许可人或受让人支付了对价。有偿获取了版权人的许可或从版权人处有偿取得了版权人盼专有使用权(即经济权利),这种权利也是不完整的,使用者或受让人仍难以自由使用该版权作品。[4]这对网络的生命所在——资源共享的打击是致命的。其次,网络数字技术的进步使得对作品的“修改”更加容易,再加上网络传输的速度之快,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经过无数次的“修改”而面目全非,并被传播得到处都是。如果去逐一追究侵权人的责任是不现实的,但是一味放任网络上的这些侵权行为,那么,法律的严肃性就会受到怀疑。
直到今天,对精神权利的尊重仍是国际版权界占有主导地位的倾向。保护精神权利是伯尔尼公约的最低要求之一。根据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2的规定,不依赖于作者的经济权利,乃至在经济权利转让之后,作者有权声明自己系作品的原作者,并有权反对任何对其作品的有损作者声誉的歪曲、篡改或其他更改或贬抑。WCT在精神权利的国际保护问题上没有新的规定,完全适用伯尔尼公约的有关规定。WPPT则把精神权利的国际保护扩展到表演者。这正是对精神权利在网络环境下仍具有巨大现实意义的肯定。就连长期受“功利主义”思想影响对精神权利持怀疑态度的英美法系国家近年来也开始逐步重视精神权利在版权制度中的地位。取消网络环境下对精神权利的保护显然是不可取的,但同时也不能忽视数字技术给精神权利保护带来的挑战。正如德国版权法专家迪茨教授所言:“在使用作品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保护精神权利过于绝对将有悖于作者的利益。赋予的保护应更加灵活,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引进平衡各方利益的因素。”
 
6、网络环境下版权集体管理制度的滞后
1 990年的<著作权法>没有关于版权集体管理的规定,经过2001年的修改以后,才在第8条中得以补充。可见,我国的版权集体管理制度的起步是较晚的。相应地,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建设也是非常落后的。作为我国第一家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是1992年年底创办的。相对于某些发达国家来说,已经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网络环境下,我国的版权集体管理制度如何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存在很大的问题。
    首先。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不多。从1992年年底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创办至今,我国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数量仍然不容乐观,有的版权人试图寻找相关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却发现这类组织根本不存在,只好作罢。
    其次,现有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不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如果代表某一类作品的版权人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能够代表该类作品的版权人的半数以上.这个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就具有了相当的话语权。相反,如果该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所代表的版权人的比例很低的话,这个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在我国,将版权交给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版权人还没有形成规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作用。
    再次,版权集体管理制度建设落后。由于版权集体管理实践的不充分,导致了我国版权集体管理制度建设上的落后,例如关于网络上非职业作家作品的保护就显现出了这方面的欠缺。网络中存在着大量的非职业作家的作品,由于版权人非职业作家的身份,使其不可能参加到某一个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去。如果发生网络版权侵权的话,版权人要想维护自己的权利,只好“孤军作战”,其诉讼成本可想而知,诉讼结果又不可预测,这使得许多版权人只能自认倒霉。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发达国家在版权集体管理实践中推出了延伸的集体许可制度和带有担保补偿条款的合同等措施,使这种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观。我国在这一方面,立法上尚属空白。
  
7、网络版权技术保护措施与合理使用的冲突
    在版权保护方面,法律与技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补关系。当法律的威慑力不足以制止侵权行为时,技术手段就被用来弥补法律的不足。“如同人们用先进的防盗报警系统来增加安全感一样,网络上的技术(保护)措施也是版权人的防盗报警系统。"[5]版权技术保护措施本来不属于版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内。但是由于版权保护实践的需要,各国都把版权技术保护措施写入了版权法之中。版权技术保护措施固然可以有效地防止非法的侵权行为,但是,我国对技术措施保护的立法过于原则,甚至没有对“技术措施”作出明确的界定。
对于他人的合理使用也造成了不应有的障碍。技术措施还无限延长了版权保护期限。通过技术措施,原版权人继续独占超过保护期的作品,即使其不再享有版权,但对作品仍然进行实际控制,也达到行使版权之目的。这样就会导致作品永远处于私有领域,妨碍公众自由使用,这显然形成了对公有领域的侵害。
    本来,版权人在法律保护之外用技术措施来保护自己的版权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版权人与使用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此消彼长的,过度的版权权利保护对使用者来说就是权利的限制义务的附加。“没有人反对权利人在自己的私有财产周围树立篱笆,但是要是有谁把公有财产据为己有,就不能不受到公众的反对。”[6]技术保护措施正是版权人自己“树立篱笆”的行为,是版权人的“圈地运动”。版权法的价值不仅在于鼓励与奖赏作者的创作活动.更在于促进科学和文化的进步。而技术措施的过度保护将阻碍技术的进步和形成不合理的信息垄断,这显然与版权法的立法价值大异其趣。如何在版权技术保护措施与合理使用制度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将是我国网络版权保护中需要长期探索才能解决的问题。[7]
 
8、现有立法过分偏向于版权人的利益
    在传统著作权制度中,著作权的财产权利以复制为核心展开,广泛涉及发行权、录制权、广播权、改编权等权利,著作权的行使与技术措施的运用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在网络时代.复制与发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美国“知识产权工作组”于1995年9月5日发布了题为《知识产权与全国信息基础设施》,对知识产权法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建议。众所周知,在通常情况下,计算机网络通讯的使川者可以方便地在自己的计算机屏幕上浏览和阅读作品,但其前提是将作品暂存于内存中,关机后作品自动消失。该报告认为,作品在内存中的暂存构成了复制,因为该行为能使作品显示在屏幕上,与通常的复制在性质上一致。如果是这样,那么作品的上载、传输、转载的行为均构成复制,则读者连浏览一下作品的余地都没有了,这不能不说是过分地偏向了版权人的利益。很显然,复制是计算机工作必不可少的程序,人们不可能因噎废食,不使用计算机。那么,这样的网络立法有何效应,除了使诉讼量猛增之外,不解决任何问题。
    当法律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著作权人自然转向寻求技术援助。版权保护技术措施根据功能的不同分为:1.访问控制型技术措施,主要是使用用户名与密码技术;2.使用控制型技术措施,比如只允许浏览、不能下载、复制:3.使用监督型技术措施,例如将电子水印隐藏在数字化的文字、图象或音乐中,如果未经授权而使用作品,著作权人立即就能发现;4.安全保护型技术措施,主要是保护作品的完整性、真实性及可识别性。最常见的是用密钥与算法相结合的加密技术处理作品,使作品不易被修改。技术措施的特点是技术创新本身也正是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美国率先提出将版权保护系统(即版权保护措施)纳入版权保护体系一一反规避条款。 
反规避条款的缺点在于:1.它的客观标准难以确定。它所实行的归责原则将使设各制造商和销售商处于无所适从的地位;2.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它限制了新技术的创新与发明:3.从公平理念出发,它将额外的成本强加于数字硬件与软件的制造商与购买数字设备的使用者:4.并不是所有的著作权人都希望防止非授权使用,可能某些人更希望他的作品得到广泛的传播,因此,该措施明显有悖于著作权人与使用者在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成本范围内提供与消费版权作品的愿望。
    现有的立法只是将眼光局限于传统的著作权领域,将传统著作权领域的利益平衡点照搬到网络著作权领域.认为在网络中,版权人的利益削弱了.所以就应该加强对版权人利益的保护力度。这种立法出发点违背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当一种正常的需求得不到合理满足时,它必然会以一种变态的方式出现,反映到网络著作权领域就是网络成了盗版的天堂。[8]
 
    网络版权保护所面临的问题还很多,例如说,网络媒体的应有地位没有得到确认。网络是继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之后出现的第四大媒体。网络传输信息速度快、质量高,并具有多媒体性和交互性的特点,这是其他的传统媒体所不具有的优越性。网络的发展速度之快,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网络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化生存”很快就会到来。然而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22条第5项却如此规定:“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并没有明确凸现网络作为第四媒体的应有地位,应该说是一个立法上的缺憾;多媒体网页版权保护有很大局限性。在《著作权法)修改以前,多媒体网页很难归入某类受版权保护的客体之中。<著作权法>修改后。把多媒体网页归人汇编作品似乎成了一种共识。但是,汇编作品根本不是独立的版权保护客体,因为任何种类的作品经过“选择、编排”都可以构成汇编作品。同时,汇编作品的弱保护——即只保护结构,不保护内容,成为多媒体网页版权保护的致命伤。·“由于汇编作品的版权保护很弱,因此后来者可以自由地使用原汇编作品中的材料,用以制作与原汇编作品竞争的作品,只要竞争作品在材料的整体选择和编排上与原汇编作品不同即可。’[9]这对于网络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在这一点上,版权保护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需要求助于其他制度的帮助。
随着网络版权保护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版权法在网络时代中能更好地达成各方利益的平衡和实现人类优秀文化的广泛传播。
 
参考文献:
[1] 丛立先:《我国网络版权保护制度的构建与完善》,[J],《中国出版》,2006年第1期。
[2] W.R.Cornish,“Intellectul Property Sweet and Maxwell,[M],1996:338.
[3] [4]李祖明:《互联网上的版权保护与限制》,[M],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第287页, 第288页.
[5] [6] 薛虹:《因特网上的版权及有关权利保护》,[Z],郑成思:《知识产权论丛》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M],1999年,第132页, 第138页。
[7] 余海峰:《新时期网络版权保护述评》,[J],《韶关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8] 袁真富,《版权保护中的技术措施对公众利益的妨碍及其对策》,[EB/OL],常州知识产权网2002年6月8日。
[9] 袁泳,《论数字版权的利益平衡》,[Z],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研究》(第6卷),[M],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8年,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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