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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腐败问题现状及对策分析
发布时间:2017-08-10 点击: 发布:
我国腐败问题现状及对策分析
 摘要
腐败的本质是以公共权力为资本,背离公共利益目标,为个人或集团谋取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简而言之,以公权谋私利。我国的腐败现象发展迅猛的势头,既危及和破坏法制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动摇我国的社会政治基础和伦理道德基础,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污染社会。腐败问题解决的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本文对腐败进行了界定,在腐败现象危害的分析基础上,通过查阅资料进行分析,为进一步研究腐败成因奠定基础。主要采取案例分析法等进行研究,展开分析,得出腐败存在和发展的四个关键因素:腐败的物质基础——权力资本、腐败产生的动机——利益驱动、腐败滋生的条件——制度缺陷、腐败的成本——价值取向。然后针对这些因素,分别从不断促进改革和发展,充分发展、完善民主建设,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反腐败的社会制约机制,加强国际间的反腐合作这等五方面入手展开研究,探讨完善我国腐败的预防机制。
关键词:腐败 现状 对策
 
引言
腐败被国际社会称为“全球性灰色瘟疫”。腐败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对政治、文化带来严重后果,而且严重破坏了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2008 年初发生的雪灾虽是天灾,但是人祸因素却加深了一些地区灾害的广度和深度,在农村倒塌的电线杆中,钢筋如铁丝般细。一位在钢厂从业30多年的老工人说,他看到一些受灾倒塌的电塔基架被冰块压成麻花状,第一反应就是:这应该是废钢或根本就不是钢制品,而这些腐败行为却恰恰加深了冰雪灾害的广度和深度,湖南郴州正是这种典型案例。[1]2008 年3 月12 日,湖南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湖南郴电国际原董事长邓中华因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8 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 万元。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党同各种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政治任务”。因此,腐败问题是我国现阶段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那么,什么是腐败,腐败在我国现阶段的危害、现状如何?形成的原因有那些因素?只有深入把握这些问题,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去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才能为我国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提供和谐稳定政治环境。
一、腐败的定义及其危害
(一)腐败的定义
    对于腐败的定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一个更为广义的定义是:“腐败乃是通过关系而有意识地不遵从,以图从该行为中为个人或相关的个体谋取利益”。[2]从这一定义看公共权力滥用所产生的收益也不一定归于个人,而有可能流向个体所属的政党、阶级、部落、集团、朋友和家庭。
    2004年9月19日在北京闭幕的第17届国际刑法学大会通过了《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的专项决议,决议对公职人员的腐败做出了明确定义,指出,“腐败界定为任何公职人员在任何时候,以实际的或者潜在的行使或者不行使公职人员的职能为交换条件,为自己、他人或者任何机构索要、同意接受或者接受不论何种性质的不正当利益”。
我国学者则认为腐败的“本质是以公共权力为资本,背离公共利益目标,为个人或集团谋取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简而言之,以公权谋私利”。[3]总的来说,本文对腐败的界定包含三个要素:掌握公共权力的人(通常限定为公职人员)、违反社会规范、谋取私人利益。
(二)腐败的危害
腐败的危害性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社会道德等诸多方面。
1.腐败严重危害国家政权
    腐败使执政党的某些成员把权力变成谋私的资本,将商品交换原则搬到党内政治生活之中,你投之以挑,我报之以李。如果任其蔓延,必然腐蚀国家政权和执政党健全的肌体。腐败干扰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使党和国家的政策严重扭曲或“流失”;腐败行为导致“行政能量”的减弱,政府官员滋长犬儒主义,直接损害政府威望;腐败导致社会利益分配严重失衡,加大社会利益分配的矛盾和冲突,使社会监督约束力弱化,最终必将危及社会稳定。
2.腐败严重危害社会经济
    腐败导致资源人为紧张,当前,腐败现象已渗透到那些对市场经济的调控作用增大的部门,最终造成经济管理的失衡;腐败妨碍和减少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国际上有一种公认的观点,即廉洁的政府也是一种重要的投资环境。一个贪污横行、政权腐败的国家是很难吸引外资的,更不可能顺利地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
3.腐败严重危害社会文化和社会道德
    腐败现象严重毒害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导致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当社会各阶层都只关心一己之私而对国家和民族前途漠不关心的时候,整个社会就会丧失它的凝聚力;腐败导致伦理价值观堕落,加剧社会的无纪律状态。由于腐败现象的大量存在,尤其是受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这种错误的道德认识的感染,使相当部分公民以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价值观作为行为选择的标准。
4.腐败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
    腐败不仅是社会的毒瘤,也是我们党肌体上的毒瘤,应该看到腐败是我党的心腹之患。如果任由腐败蔓延而不加以制止,那么久而久之,党就会失掉人心。人心的向背,是我们党事业兴旺发达之关键。失掉了人心,党的领导地位就会被动摇,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没有高度腐败的政党和政府是不倒台的。正如詹姆斯所说:“一个政府的腐败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
    总之,对腐败的危害性和严重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如果任由腐败蔓延,不加以制止,那么就会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二、当代中国腐败现象的状况
    要最有效地遏制我国现阶段产生的腐败行为,就必须对我国现阶段的腐败形势有科学准确的认识和分析。基于以上的认识,笔者概括我国现阶段的腐败形势是:腐败遭遇有效打压,2003年~2007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79696件209487人,比前五年分别下降13.2%和9.9%,但腐败问题仍然严重突出。
(一)腐败现象发生的普遍性
学者沙叶新在《“腐败”文化》中写道:“当代中国的腐败,是全社会的,是各方面的,是极疯狂的,是无底线的,是难以理喻的,是超想象的;当代中国的腐败,没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因为没有人具有这样超凡的想象力,如今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会给阿姨送红包,你能想象到吗?在当代中国,在机关、在银行、在军队、在课堂、在法庭、在病房、在超市、在菜场、在大街、在小巷……24小时,任何角落,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腐败。腐败就在你眼前,腐败就在你不会怀疑之处,腐败也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腐败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了行为准则,成为了生活方式,成为了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己经成为可以侵蚀精神生命、影响民族性格的一种“文化”![4]这是对当代中国腐败现状的入木三分的描写,腐败已成为一种“十分亮丽的社会风景线”,渗入到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二)腐败现象的严重性
我国多种腐败指标在国际中的排名均靠后,是世界上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具体排名见表2-1。
表2-1 我国在5种腐败指标中的排名情况
腐败指数
数据年份
样本国家数
中国得分
中国的排名
清廉指数
2001
91
3.5
57
行贿指数
1999
19
3.1
19 
世行控制腐败指数
2000
151 
-0.289
82
GCR贿赂回扣指数
1998
59
3.53
31
WCY贿赂和腐败指数
1999
47
2.222
37
数据来源:何增科,《反腐新路——转型期中国腐败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三)腐败现象的不断加剧
我国目前正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和多发期,查处大案要案不断增加,百万、千万元大案己屡见不鲜。2001~2006年全国检查机关查处贪污贿赂等犯罪情况见表2-2。
表2001~2006年全国检查机关查处贪污贿赂等犯罪情况一览表
年份
查处案件数
大案要案数
查处总人数
不同行政职级别人数县处级/地市级/省部级
2002
207103
5541(百万元以上)
84395
12830
2003
39562
18515,123(千万)
43490
2728/167/4
2004
37788
1275(百万)
43757
2960/198/11
2005
35028
41447
2779/196/8
2006
33668
缺 
40041
数据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www. spp. gov. cn/,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尽管自200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数以平均每年5%左右的速度下降。这说明近几年我国反腐倡廉取得了明显成效,腐败得到了一定遏制,不是越打越多,而是越打越少。但总体来讲,腐败仍处于高发多发的相持期,形势仍很严峻。
三、我国腐败问题的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我国现阶段腐败现状分析,下面就让我们按照腐败行为从策划到完成的先后顺序,对腐败行为所依赖的必要条件逐一展开分析,来找出腐败的产生原因。
(一)权力资本是腐败的物质基础
之所以有人会甘冒风险向公职人员行贿,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些人代表国家掌握一定的稀缺资源,拥有对这些资源分配的权力资本。正是由于这些资源本身是稀缺的,所以围绕这些资源的分配便会产生激烈的供求矛盾,这进一步提高了这些资源的相对价值。同时,那些拥有这些资源分配权力的公职人员就成为各方争相拉拢、贿赂的对象。
正是公职人员拥有了这些权力资本,使得管理和分配这些资源的公职人员拥有了充足的腐败本钱,也既是拥有了腐败的物质基础,拥有了腐败的先天条件。如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滥用手中职权,将大量的省、市重点工程交给与其有关系的开发商,占当年整个石家庄建筑市场近三成的份额。中纪委对程维高的评价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自恃位高权重,目无党纪,独断专行”。[5]
(二)利益驱动是败腐产生的动机
 有权力的人也要有动机才会去腐败。首先,政府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的错位,缺乏道德自律是第一个问题。而这问题在中国不但有一般的原因,也有特殊的原因。一般地说,在从传统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的过程中,由于旧的道德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而新的适应于市场经济的道德还不可能很快地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会产生社会道德弱化的现象。
而失去道德自律的不同年龄段的官员中还各有使自己陷入腐败的特殊的心理。例如,将近退休的老年官员,往往容易产生清苦一辈子最后捞一把的心理。而作为参加工作多年的中年的政府官员来说,这些人也有其弱点,他们对于官场的旧风气己习以为常,对于那些貌似严肃认真的表面文章已经完全看透,对于如何应付上级、周旋同级、对付下级都已成竹在胸,对于各种腐败的手法也了如指掌。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意志薄弱,道德修养不足的话,陷入腐败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些。总之不同年龄段的官员都有其不同的弱点,从而就有可能产生利益驱动的腐败动机。
(三)制度缺陷是败腐滋生的条件
腐败交易的供给方,即公共权力的主体——公职人员这一方在腐败动机产生之后,腐败行为就进入了临界状态,“腐败病”也即处于“发病”的边缘。下面我们就首先来分析一下腐败机会。
如:某省的一起反贪大案的某当事人,接受了承包人事后给予的一笔巨款。由于没有查出该当事人违反规定使承包人受益的确凿证据,以及在事后给钱是否属于受贿的间题上存在争议,法院最终宣布无罪释放。这个案例中,该当事人就是发现了我们管理制度上的不完善处,利用了腐败机会。
腐败机会在腐败行为中同时发挥着两种作用:一是能够使腐败动机转化为实际的腐败行为;二是能够显著增强公职人员的腐败动机。对于第一点,我们通过上面的分析,已经不难理解。第二点其实同样易于理解,没有人比公职人员本人更熟悉其职责范围内存在的制度缺陷。而且,他们在下手之前,往往会仔细盘算究竟要利用哪些漏洞。只有在对腐败行为的成功有了相当的把握之后,他们才敢于跨出最危险的一步。所以说,腐败机会的多寡,直接影响着公职人员腐败动机的强弱。由于腐败机会决定着腐败动机的强弱和腐败行为成功的几率,所以它堪称是腐败行为最重要的必要条件,因此也就理当成为我们预防的重点。
(四)价值取向是腐败的成本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腐败分子决定利用腐败机会将腐败动机付诸实施时,不可避免地考虑到一旦日后事情败露,自己会受到多大的惩罚。因此,腐败成本将是预防腐败分子是否会运用腐败的权力资本,利用腐败机会将腐败动机化为腐败行动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可以看作是预防“发病”的最后一道免疫系统。
香港和新加坡的公务员之所以较为奉公守法,并非是因为他们在个人品质和修养上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因为两地的工作制度太过严密,很难有漏洞可钻,所以大大提高了腐败行为的难度,而严格又严厉的惩处,使腐败行为的预期收益远远小于预期风险,大大提高了腐败的成本。[6]在这种情况下,公务员只要理性尚存,就不敢轻易去冒险。当然,笔者并不否认严密的制度在抑制了腐败动机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公职人员的职业操守。
至此,笔者认为,这四个关键因素几乎适用于所有的腐败行为,而其中制度性缺陷又是腐败的最根本原因,下面我们针对上文的分析来研究如何进行腐败的预防。
四、我国治理腐败的对策建议
腐败是一种复杂现象,以至于很难用某单一因素加以解释。在影响腐败的诸多因素中,其中的一些可以较为容易地加以改变,而另外一些则不然。由于腐败现象的复杂性,反腐败就必须从多个层面展开,这样才能取得反腐防腐的良好效果。笔者提出以下预防腐败的对策:
(一)不断促进改革和发展
党的十七大创造性地提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概念, 并将反腐倡廉建设同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体现了对党的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进一步丰富了党的建设的内涵、拓展了党的建设的领域。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 进一步明确今后一个时期反腐倡廉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 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发展。
在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一方面,必须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是否促进发展作为衡量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成效的唯一标准,实现反腐倡廉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通过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制度,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总之,要把发展和改革体现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上。
(二)充分发展、完善民主建设
民主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发展民主,才能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全党全社会参与反腐败的积极性;只有发展民主,才能让腐败分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无处藏身。民主是最好的防腐剂:一方面,首先要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只有大力发展党内民主,使广大党员更多、更好地了解、参与和管理党内事务,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党永葆生机和活力;也只有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发挥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才能进一步发展人民民主,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基层民主。只有大力发展基层民主,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才能得以真正实现;只有大力发展基层民主,才能稳步推进民主,逐步扩大民主。
(三)加强制度建设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应该承认,随着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甚至涉及到高级领导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得从制度上入手。
1.制度建设应和从严执纪结合起来
要注重建立健全如何保证执行制度的制约机制,要以严格要求的纪律作保障。没有严格的纪律,再好的制度也是一纸空文。
一是要加强立法工作。对腐败分子的查处,也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立法不是目的,它只是社会生活良性发展的前提。所以,要真正使社会生活有序地、健康地运行,还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二是要坚决查处。仅查处或是仅制定政策而不落实,就不能击中腐败分子的要害,群众就会对党和政府不信任。所以,要尽快查处大案要案,早定性、早结案、早出成果,让群众看到党反腐败的决心,鼓起群众的信心。
三是要领导挂帅。要领导抓、抓领导。领导抓,能反映我们党对反腐败斗争的重视的程度,使查处工作具有权威性;抓领导,是因为领导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影响也就越大。正因为有些领导特别是高中级领导中有腐败分子,他们贼喊捉贼,口里喊着反腐败,而自己却干着腐败事,这是群众最深恶痛绝的,把领导层抓好了,一级带动一级,才能形成良好风气。
2.权力监督的制度化
目前,我国监督体制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此要逐步改革监督体制上的缺陷,不断扩大监督的范围和力度,使权力运行过程中腐败行为“不能为”。
一是完善人代会制度,完善人大监督制度。具体地说,各级人大设立廉政监督委员会,并制定反贪污监督法,依法对国家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公务活动中的廉政情况进行监督,如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执法检查,纠正违法行为等。可尝试建立人大廉政专员制度,作为整个人大监督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有选择地向部分地区、机关派出廉政监督专员,对其廉政情况实行直接的具有权威的监督。
二是严格监督党政“一把手”。在现实生活中,“一把手”的权力太大,特别是用人权力太大。限制“一把手”在用人上过大的决定权,无疑是对其加强监督的重要环节,才能避免程维高、李大伦案的再度重演。同时,在党内引进竞争机制,还可以进行差额选举。另一方面,要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选人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办法,强化对“一把手”选人用人权力的责任追究。还要提倡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在我国,2004年10多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其中大部分都涉及巨额财产无法说明的问题,但是,这些都不是通过发现无法说明来源的财产查处的,而仍然是通过举报等方式获得线索,进而查出该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但是这些方式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与此相比,财产登记制度如果执行好了,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四)建立反腐败的社会制约机制
现在进行反腐败斗争,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发展社会民主,扩大社会权力,理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把国家置于社会的有效监督之下。
1.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
党际监督的内容十分广泛,狭义上讲主要是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重大人事权等提出意见、批评与建议。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权机关充分听取民主党派的意见和建议,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也是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代表人物团结合作、参政议政的主要场所。今后,应更好地加强和完善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各项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积极探索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进行沟通与协商的有效机制,逐步提高它们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的水平。
2.加强新闻媒体及社会舆论监督功能
要提高社会对国家的制约作用,就必须改变舆论监督相对滞后的现状。
一是要加快新闻立法,尽快出台《监督法》,使新闻监督工作做到有法可依。二是改变过去政府完全控制舆论媒体的做法,开展公民或法人创办经营企业的试点,培育民间舆论力量。三是扩大新闻媒介依法监督的自主权,在不违背法津的前提下,有采访、收集情报和进行曝光的权利。
另外则要加强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群众的监督最直接、最广泛,提高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使其关心党风廉政建设。使其对破坏和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和不正之风,敢于斗争,积极揭发。比如沈阳市离休干部周伟,平常十分关心反腐败斗争,坚持搜集报纸上的反腐材料,大力举报沈阳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和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腐败行为,被媒体称为“反腐败英雄”。
(五)加强国际间的反腐合作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已经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和约要求我们要本着平等互利、尊重差异、注重实效的原则,建立健全执法合作、司法协助、人员遣返、涉案资产返还等方面的工作机制。深化政府间双边合作,参与并推动区域性多边合作和全球性国际合作;在反腐败能力建设、经验交流、人员培训、资金技术援助等方面,与国际公共组织开展合作;继续按照积极参与、相互理解、扩大交流、分享经验的要求,做好与非政府组织的交流和合作;在推动跨国公司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预防腐败、遏制商业贿赂等方面,与其开展必要的合作。
结束语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预防和治理腐败必定是一个艰难而长期的过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积极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和规定,但不可忽视的是,我们的监督预防制度还不够完善,机制还不够健全,力量还不够强大,措施还不够到位,程序还不够明确,方法还不够创新,预防环节上还存在一定的漏洞,在实施监督中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时期的反腐败监督体系,是一项宏大、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时刻考验我们的智力、毅力和勇气。任何希望能够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不会一帆风顺,前面会有艰险阻隔,甚至还有可能出现停滞和反复。然而,正是在这些曲折与起落之中,只要我们不满足于一时一地的胜利,而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以及快速的反应能力,及时加强预防腐败监督体系建设,我们的反腐败工作必将实现最终胜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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